OpenAI：困于“遥遥领先”

轰动全球的大型连续剧“奥特曼去哪儿”划上了句号，但OpenAI的烦心事并没有结束。

Sam Altman能在短时间内官复原职，离不开微软忙前忙后。今年以来，微软一直在帮助好兄弟做大做强。不仅追加投资了100亿美金，还大规模调用了微软研究院的人力，要求放下手头的基础科研项目，全力将GPT-4等基础大模型落地成产品，用OpenAI武装到牙齿。

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今年9月，微软研究院负责人Peter Lee曾接到过一个秘密项目——打造OpenAI的替代品。

第一个“去OpenAI化”的，正是微软的首个大模型应用Bing Chat。

据The Information爆料，微软正尝试将原本集成在Bing当中的OpenAI大模型，逐步替换成自研版本。11月的Ignite开发者大会上，微软宣布Bing Chat更名为Copilot，如今市场定位与ChatGPT颇为相似——很难不让人多想。

全新的Copilot

不过，微软的初衷并不是OpenAI的技术能力有瑕疵，也不是预见到了OpenAI管理层的分歧，真实原因有点让人哭笑不得：

因为OpenAI的技术能力太强了。

开着兰博基尼送外卖

促使微软自研大模型的契机，是OpenAI的一次失败。

ChatGPT轰动全球之际，OpenAI的计算机科学家们正在忙于一个代号为Arrakis的项目，希望对标GPT-4打造一个稀疏模型（sparse model）。

这是一种特殊的超大模型：处理任务时，模型只有特定部分会被激活。例如当用户需要生成一段摘要时，模型会自动激活最适合该工作的部分，不必每次都调动整个大模型。

相较于传统的大模型，稀疏模型拥有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高的准确性。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大大降低推理的成本。

翻译成人话就是，杀鸡再也不用牛刀了——而这正是微软所看重的。

谷歌对稀疏模型优势的总结

舆论聊到大模型成本时，总爱谈论7、8位数的训练成本，以及天文数字的GPU开支。但对大多数科技公司而言，模型训练和数据中心建设只是一次性的资本开支，一咬牙并非接受不了。相比之下，日常运行所需的昂贵推理成本，才是阻止科技公司进一步深入的第一道门槛。

因为在通常情况下，大模型并不像互联网那般具备明显的规模效应。

用户的每一个查询都需要进行新的推理计算。这意味着使用产品的用户越多、越重度，科技公司的算力成本也会指数级上升。

此前，微软基于GPT-4改造了大模型应用GitHub Copilot，用于辅助程序员写代码，收费10美元/月。

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爆料，由于昂贵的推理成本，GitHub Copilot人均每月亏20美金，重度用户甚至可以给微软带来每个月80美金的损失。

GitHub Copilot

大模型应用的入不敷出，才是推动微软自研大模型的首要原因。

OpenAI的大模型在技术上依旧遥遥领先，长期位于各大榜单的首位，但代价是昂贵的使用成本。

有AI研究员做过一笔测算，理论上GPT-3.5的API价格，几乎是开源模型Llama 2-70B推理成本的3-4倍，更别提全面升级后的GPT-4了。

然而除了代码生成、解决复杂数学难题等少数场景，大部分工作其实完全可以交由参数较小的版本和开源模型。

初创公司Summarize.tech就是个活生生的案例。它的业务是提供总结音视频内容的工具，拥有约20万月活用户，早期曾使用GPT-3.5来支持其服务。

后来，该企业试着将底层大模型更换成开源的Mistral-7B-Instruct，发现用户并没有感知到差异，但每月的推理成本却从2000美元降低至不到1000美元。

也就是说，OpenAI为客户无差别提供动力强劲的兰博基尼，但大部分客户的业务其实是送外卖——这构成了OpenAI的“遥遥领先难题”。

所以不光是微软，连Salesforce、Wix等OpenAI的早期大客户，也已经替换成更便宜的技术方案。

降低推理成本，让“开奥迪比雅迪更便宜”，成为了OpenAI必须要解决的课题，这才有了前文提到的稀疏模型项目Arrakis。

事实上，不光是OpenAI，谷歌也在从事相关研究，并且已经取得了进展。8月的Hot Chips大会上，谷歌首席科学家、原谷歌大脑负责人杰夫·迪恩更在演讲中提到，稀疏化会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趋势之一。

杰夫·迪恩还发表过稀疏模型的论文

正是遥遥领先带来的高成本让微软琢磨起了“自力更生”的可能性，OpenAI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：

11月6日的开发者大会上，OpenAI推出了GPT-4 Turbo，一口气降价1/3，已低于Claude 2——即最大竞争对手Anthropic开发的闭源大模型。

OpenAI的“兰博基尼”虽然还不够便宜，至少比其他小轿车实惠了不少。

可惜11天之后，一场足以载入科技史的闹剧，正使得这一努力大打折扣。据外媒爆料，在奥特曼与OpenAI董事会谈判回归的那个周末，已有超过100个客户联系了友商Anthropic。

商业化的悖论

即便没有这场内乱，OpenAI的客户流失危机可能依然存在。

这要从OpenAI的模型与产品设计思路讲起：

不久前，OpenAI往开发者社群中投入了GPTs这颗重磅炸弹。用户可以利用自然语言来定制不同功能的聊天机器人。截止至奥特曼复职当天，用户已上传了19000个功能迥异的GPTs聊天机器人，平均日产1000+，活跃程度堪比一个大型社区。

功能迥异的GPTs

众所周知，GPT模型并不开源，而且还有“遥遥领先难题”。但对个人开发者和小型企业来说，OpenAI具备两个开源模型所无法匹敌的优势：

其一是开箱即用的低开发门槛。在海外论坛上，一些利用OpenAI基础模型搞开发的小型团队，会将自家产品形容为“wrappers（包装纸）”。因为GPT模型强悍的通用能力，他们有时只需要替模型开发一个UI，再找到适用场景，就能拿到订单。

开发者如果需要进一步微调模型，OpenAI同样提供了一项名为的LoRA（低秩自适应）的轻量级模型微调技术。

简单来说，LoRA的大致原理是先将大模型“拆散”，再面向指定任务做适应性训练，进而提升大模型在该任务下的能力。LoRA主要着眼于调整模型内部结构，并不需要太多行业数据进行微调。

但在定制开源模型时，开发者有时会使用全量微调。虽然在特定任务上表现更好，但全量微调需要更新预训练大模型的每一个参数，对数据量要求极高。

相比之下，OpenAI模式显然对普通开发者更加友好。

LoRA原理示意图

其次，前文曾提到大模型并不具备规模效应，但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前提——即计算请求充足的情况下。

测试显示，每批次发送给服务器的计算请求越少，对算力的利用效率会降低，进而会导致单次计算的平均成本直线上升。

OpenAI可以一次性将所有客户的数百万个计算请求一起捆绑发送，但个人开发者和中小企业却很难做到这一点，因为并没有那么多活跃用户。

简单来说就像送快递，同样从上海到北京，OpenAI客户多，可以一次送100件；其他模型就凑不出这么多了。

咨询公司Omdia的分析师曾评价称，OpenAI从规模效应中的获利，远远超过大多数在AWS或Azure上托管小型开源模型的初创企业。

所以，虽然“ChatGPT一更新就消灭一群小公司”的现象客观存在，但还是有不少开发者愿意赌一把。

PDF.ai的创始人Damon Chen就是直接受害者，PDF.ai的主要功能是让模型阅读PDF文件，结果10月底ChatGPT也更新了这项能力。但Damon Chen却非常淡然：“我们的使命不是成为另一家独角兽，几百万美金的年收入已经足够了”。

但对于富可敌国的大公司来说，OpenAI的这些优势全都成了劣势。

比如，OpenAI在轻量级开发上颇有优势，但随着企业不断深入场景，需要进一步定制时，很快会又一次面临“遥遥领先难题”：

由于GPT-4过于复杂且庞大，深度定制需要耗费最低200万美金和数月的开发时间。相比之下，全量微调开源模型的成本多为数十万美元上下，两者明显不是一个量级。

另外，微软、Salesforce等大客户自己的计算请求就够多了，根本不需要和别人一起拼单降成本，这让OpenAI在成本端优势全无。即便是初创企业，随着用户不断增加，使用OpenAI模型的性价比也会降低。

前文提到拥有20万月活的初创公司Summarize.tech，就成功利用开源的Mistral-7B-Instruct降本50%以上。

要知道7B参数的小型开源模型还可以运行在“老古董”级的英伟达V100上——该GPU发布于2017年，甚至没进美国芯片出口管制名单的法眼。

Summarize.tech

从商业角度看，能够支撑公司营收的恰恰是财大气粗的大公司，如何抓住那些“野心不止数年收入百万美金”的客户，已是OpenAI必须面对的命题。

闪点事件

让OpenAI“面对商业化问题”听上去似乎有些奇怪，毕竟直到2023年初，跟赚钱相关的议题还远不在OpenAI的日程表上，更别提搞什么开发者大会了。

今年3月，OpenAI总裁布罗克曼（Greg Brockman）——也就是上周和奥特曼一起被开除的大哥——接受了一次采访。他坦诚地说道，OpenAI并没有真正考虑过构建通用的工具或者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应用。虽然尝试过，但这并不符合OpenAI的DNA，他们的心也不在那里。

持续四天半的闹剧之后，Brockman也再度回归

这里的DNA，其实指的是一种纯粹理想主义、保护人类免受超级智能威胁的科学家文化。毕竟OpenAI的立身之本很大程度上建立在2015年马斯克与奥特曼的“共同宣言”——AI更安全的道路将掌控在不受利润动机污染的研究机构手中”。

理想主义大旗的号召下，OpenAI成功招募到了以伊利亚(Ilya Sutskever)为首的顶尖科学家团队——尽管当时奥特曼提供给他们的薪资还不足谷歌一半。

让OpenAI开始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，恰恰是ChatGPT的发布。

最初，OpenAI领导并没有将ChatGPT视作一款商业化的产品，而是将其称为一次“低调的研究预览”，目的是收集普通人与人工智能交互的数据，为日后GPT-4的开发提供助力。换句话说，ChatGPT能火成这样，是OpenAI没有想到的。

出乎意料的爆红改变了一切，也促使奥特曼和布罗克曼转向了加速主义。

所谓加速主义，可以简单理解为对AGI的商业化抱有无限热情，准备大干快上跑步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。与之对应的则是安全主义，主张用谨慎的态度来发展AI，时刻衡量AI对人类的威胁。

一位匿名OpenAI员工在接受《大西洋月刊》采访时说道，“ChatGPT之后，收入和利润都有了明确的路径。你再也无法为‘理想主义研究实验室’的身份做辩护了。那里有客户正等着服务。”

ChatGPT也催生了“科技界最好的兄弟情谊”

这种转变让OpenAI开始踏入一个陌生的领域——持续将研发成果转换成受欢迎的产品。

对一家曾以理想主义标榜的象牙塔来说，这项工作显然有些过于“接地气”了。比如技术领袖伊利亚就是个计算机科学家而非产品经理，之前在谷歌也多负责理论研究，产品落地的职责在杰夫·迪恩领导的谷歌大脑团队身上。

在ChatGPT发布前，OpenAI更像是几个财富自由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小作坊，但时过境迁，他们变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商业机构。

过去一年，OpenAI新增了数百位新雇员，用于加速商业化。根据The Information的报道，OpenAI的员工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700人。就算不考虑赚钱，也得有方法应对运营成本——毕竟科学家也要还房贷啊。

短暂又剧烈的“奥特曼去哪儿”事件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反而让它变得愈发尖锐：OpenAI到底是个什么组织？

在CNBC的一次采访里，马斯克曾这样形容由他亲手创办、后来又将他扫地出门的公司：“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来拯救亚马逊雨林，但后来它却做起了木材生意，砍伐了森林将其出售。”

这种矛盾使得OpenAI困于遥遥领先，也催生了这场惊呆所有人下巴的闹剧。

今年早些时候，连线杂志的记者曾跟访了奥特曼一段时间，期间也曾反复提及这个问题，但奥特曼每次都坚称，“我们的使命没有改变”。但当信奉安全主义的伊利亚滑跪，以及奥特曼回归，显然OpenAI已经做出了它的选择。